中国开发的网游IP成为东南亚许多青少年玩家喜爱的“国民游戏”；根据莎士比亚原著开发的沉浸式演艺《不眠之夜》，通过版权贸易和多国艺术家的协力创作，衍生出伦敦版、波士顿版、百老汇版和上海版……神奇的国际文化供应链，跨越了国界和洲界而触达千家万户。国际文化贸易作为国际贸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活跃全球市场和普惠各国民生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是全球文化贸易的建设者、贡献者、改革者和受益者。不同于美国等强调的“自由竞争、效益优先”模式，也不同于法国等倡导的“文化例外、加强管控”模式，中国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发，形成“发展优先、包容普惠”的文化贸易主张，突出以人为本、义利兼顾的价值观，强调以文化贸易提升人类的共同福祉；突出兼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世界观，倡导开放、融通、共赢的文化贸易秩序；突出以创新促进文化贸易升级的动力观，让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充分释放；突出统筹国内外大局的实践观，把国内的改革开放与优化国际文化贸易秩序相结合，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同。今天的演讲，我主要围绕“国际文化贸易格局的演变与中国作为”跟大家分享个人的一些思考。
文化贸易：全球性市场与畅通文化供应链
国际文化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间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输入和输出的贸易方式，也是各个国家扩大对外文化传播、推动文化多样性、获得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重要内容。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的研究报告，文化贸易主要包括文化产品贸易和文化服务贸易，后者延伸到了知识产权授权、电脑服务、工程与建筑及技术服务、音乐服务、视听外包服务等领域。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它表述为创意产品贸易和创意服务贸易，虽然统计口径略有不同，但大体的分类原则是相通的。
亚当·斯密说过，“以物易物和实物交易”是根本的人性之一。这是人类为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一种永无休止的冲动。如果说，从公元前2800年人们用贵金属交易苏美尔艺术开始，在分工的基础上对文化货品进行商业交易，构成了文化贸易的雏形；那么，随着工业革命和地理大发现，曾经被汪洋大海所阻断的远洋贸易变得畅通起来，逐步形成了覆盖全球的现代文化供应链。它把北美原住民的文化遗产、硅谷开发的超级平台和数字创意产品、日本的二次元聚集地“秋叶原”、上海的国际艺术品交易周等，联结成为一个空前规模的“超级网链”。
这种国际文化贸易的超级网链由各国的文化投资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以及各类用户包括个人用户、企业用户、公共用户所连成，由所有加盟的节点企业和投资、技术、内容、人才等要素组成，呈现出整体性、动态性、交叉性等特点。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文化贸易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层面上共同建构的体系。由于全球性的生产力要素流动，文化贸易不但吸引了更多的设计创意、技术和工具、资本等的投入，而且形成了包括自贸协定和自贸园区、艺术品交易指数、版权交易和衍生产品及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治理机制。国际文化贸易在研发、流通和消费等供应链的多个环节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促使许多国家的文化生产和文化服务采用了降本增效的组合模式。无论是一部影视作品，还是一个流媒体视听网站，其创意、技术、投资、人才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转，以追求最优化的配置。
进入21世纪以来，尽管遭遇了地缘政治冲突、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等不利因素，但是扩大各国的互联互通，促进文化生产力要素的广泛流通，仍是大势所趋。
一个开放性的全球文化贸易体系，就是让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供应链上形成互补，为全球的投资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创造机会，让他们以最优化的方式，通过降本增效，推动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增长。经合组织（OECD）的研究报告指出，随着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FDI的增加，全世界最贫困人口即日均收入低于1.90美元的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35%左右下降到2015年的不到10%。从1970年到2020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增长与全球GDP的增长形成了一种对数式的紧密关联和促进关系。
开放和联通促进了文化生产力的持续增长。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创造了近5000万个工作岗位，占全部就业岗位总数的6.2%。全球创意产品出口和创意服务出口分别占全球产品出口总额和服务出口总额的3%和21%。前者在过去20年中增长了3.5倍以上，而后者在过去10年中增长了2.8倍。2022年全球创意服务出口额达到创纪录的13780亿美元，创意产品出口额达到7130亿美元。这些强劲增长的动力源主要来自新兴经济体和一部分发展中经济体的贡献。而国际文化贸易的规模扩张也为更多国家融入全球文化供应链创造了扩大生产的前提和参与分工合作的机会。中国正是近20年来在全球文化贸易中规模增长最快、在价值链上攀升最快的强力引擎。
新型业态：数字文化贸易与焕发创新活力
全球文化贸易是在科技进步、产业变革、社会改革的多重作用下持续发展的。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工业革命4.0和Web3.0时代，数字化和智能化犹如一次壮丽的日出，为人类重新勾画出国际文化贸易的天际线。数字文化贸易的新业态、新模式成为整个文化贸易中最富活力的新赛道，而一些传统的文化贸易门类，如珠宝首饰、艺术品、出版与版权等，也受到了数字化的深刻影响。经合组织将数字贸易定义为“所有以数字方式订购和/或以数字方式交付的交易”，并把数字化订购进一步确认为：“通过计算机网络、通过专门为接收或下订单而设计的方法进行的商品或服务的国际销售或购买。”参照上述分析框架，数字文化贸易的主要内容，就是以数字方式订购和/或以数字方式交付的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的国际销售或购买。
正如历史上多次发生的科技进步和产业革命一样，新的生产力要素一旦形成创新型的组合，就会如雨后春笋般催生出大量新业态。数字出版、数字音乐、数字游戏、沉浸式体验、数字视听、数字艺术等新业态，以“0”和“1”的数字化形式呈现，体现了网络化时代的摩尔定律、吉尔德定律、梅特卡夫定律等规律，把人类文化生产的三大形式即在地生产、在场生产、在线生产融合为一体，把过去无法存储、无法压缩、规模受限、效率低下的文化服务（如现场表演、节庆活动、视听体验），转化成为可存储、可压缩、可保真、可远距离传输、可精准送达的流通新形态，成为国际文化贸易最有增长活力的领域。它们以虚实交互的方式建立起全新的供需关系，把碳基世界的物态创造与硅基世界的虚拟创意，有机地交融在一起，成为国际文化贸易领域增长最快的新赛道。
以音乐产业为例。1999年全球音乐产业的收入为219亿美元，绝大部分的交易对象是物理载体的音乐录制品（唱片、录音带、光碟等）。而到了2024年，互联网所催生的新业态——流媒体音乐交易额，猛增到204亿美元，占全球音乐产业收入的比重为69%，而唱片等录制品销售额下降到48亿美元，占比仅为16%。全球登录数量最多的音乐网站 Spotify，其音乐库可提供7千万首以上的歌曲和乐曲，覆盖了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
再以艺术品交易为例。2016年以来，美国、中国和英国成为全世界艺术品交易规模最大的三强。数字技术的进步和新型经营模式相互结合，逐步突破了传统的艺术品交易在确真、确权、竞价、交付、仓储、跨境流通等方面的一系列难题，推动了全世界艺术品在线交易的持续增长。2023年全世界艺术品在线销售占艺术品市场总额的比重达到19%，而中国则是全球艺术品在线交易额最大的国家之一。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数字化重塑了全球文化贸易的基本规则，突出了要素组合、创新取胜的竞合规律。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要素收益率是贸易竞争力的核心，国际直接投资是要素流动的主要载体。20世纪末叶以来，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内容、品牌等高级生产要素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土地、自然资源、初级劳动力等低级生产要素的结合，形成了当代要素合作型的国际经贸格局。这在文化贸易的领域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国际文化贸易的高端要素是优良内容、先进技术和优质资本等，内容又包括IP版权、商标、软件著作权和专利等。它们的优化组合决定了国际文化贸易中收益率最高、流通最快的是创意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的中高端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对于处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来说，都必须积极培育和引进高端要素，才能从全球文化价值链的低端走向高端，并且在全球文化贸易中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默瑞·坎姆模型”，即两个国家都大力开发同一类产品和服务，由于资源禀赋和创新能力的差异，会鼓励各自根据差异和优势而进行交换，从而加强创新型的要素组合，有可能达到投入产出的最优状态。比如，名列世界各国创意服务出口额第二位的爱尔兰，国土面积仅7万平方公里，人口仅为538万人，但是2022年的创意服务出口额高达2313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爱尔兰虽然在矿产、森林、耕地等自然资源方面并不占优势，但是通过前瞻的产业布局和政策引导，致力于开发人的创意资源，创造了先进的商业生态系统和令人惊讶的文创出口能力。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主张和重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视野下，中国也是国际文化贸易秩序的建设者、贡献者、改革者和受益者，为推动国际文化贸易的发展贡献了强大的正能量。
当今世界对于国际文化贸易秩序的主张主要包括以下三种：一是美国倡导的强调自由流通、开放市场、鼓励创新、反对服务器和数据本土化等的“自由竞争、效率优先”主张；二是以法国等为代表的强调文化产品例外、对数字数据流通加强管控、要求平台型企业承担中立“守门人”的“文化例外、管控保护”主张。这两种主张争论不休，却因难以兼顾各方利益，所以无法获得普遍认同。三是中国倡导的在发展和安全、创新和包容之间寻求平衡，为各种发展水平的国家提供普惠性机遇的“发展优先、包容普惠”主张。
中国主张的核心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同“球”共济的新型国际文化贸易秩序。这是采用马克思用以考察“全部社会经济的总和”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将原本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贸易秩序和治理体系更新为“包容性”和“普惠性”的国际文化秩序和治理体系，以适应全球文化生产力增长和人类福祉的要求。
中国优化国际文化贸易秩序的基本主张和实施重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发展——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核心命题，以创新研发和要素组合培育文化贸易的新动能。第二，包容——兼顾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的诉求，把国际文化贸易置于全球共同治理的框架之下。第三，合力——促进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社会群体等协同发力，形成共创和共享的合作网络。第四，联动——推动国内的改革开放与优化全球贸易秩序形成内外联动，探索在增长中转型的路径。中国的主张正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同。
中国在国际文化贸易领域不但有前瞻性的主张，更有基于愿景和实力的强有力行动。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把握住全球化潮流和加入WTO的机遇，从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传统国际分工模式出发，逐步形成了“要素合作的国际专业化”模式，即积极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品牌和内容IP等，与中国的土地、资源、基础劳动力等相结合。在参与全球文化贸易伊始，中国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文化产品制造与出口为主。而2010年以来，随着国家把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重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创新驱动的合作枢纽型”模式，中国鼓励技术、内容、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开发中高端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加快在海外市场的文化贸易布局，形成双向流通的新格局。
实践中，我们进行了大量制度创新，如从上海设立全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开始，各地自贸区在文化贸易方面形成了负面清单管理、单一窗口管理、事中事后监管等创新成果；从2009年开始，创立了国家对外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制度，2025-2026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达到404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达到121项，显示了外向型文化企业和重点项目的规模优势。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文化贸易大循环的重要枢纽，这一历史性的进程至今仍在进行中。中国既向发达经济体提供大量的文化消费品、中间品和资本品，也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提供大量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在实施举措方面，上海企业创建的“中国影视IP海外翻拍”等路径，江苏凤凰出版集团以版权贸易、实物出口、合作出版、全球组稿等推动文化出海等，都为目的地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丰富的合作机会和消费对象。
2002年-2022年，中国的创意服务出口额增长了39.4倍，创意产品出口额增长了7.8倍。2022年，中国的创意产品出口达到创纪录的2499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的创意服务出口达到670亿美元，跃升为全球第五位，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创意产品与创意服务出口规模取得了跨越性的发展，但中国在2022年的创意服务出口额仍然低于美国（2443亿美元）、爱尔兰（2313亿美元）、英国（870亿美元）、德国（786亿美元）等国家。由此可见，中国在发展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创意密集型的文化服务贸易方面仍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中国正在同国际社会一道，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持续向全球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提升，将以迈向全球文化贸易强国的愿景和实力，为各国人民创造更多的文化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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